2025已經過去，在新年伊始之際，一讀為您推送精彩合輯“教育+”，聽聽他們的教育觀點大學。今天來品讀第三位教育家——鄔大光的文章。
鄔大光（遼寧錦州人，教育學博士，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高等教育理論、大學歷史與文化研究大學。）
01
專業調整到了不得不“變”的拐點
導讀：隨著教育部公佈的2023年度普通高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我們見證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專業調整大學。這一輪調整不僅涉及專業布點3389個，更是對高校學科專業設定的一次深刻反思和最佳化。如何看待此輪專業調整？一擁而上、一擁而下的專業增減是否合理？如何看待各地政府對高校專業調整的行政式引導？日前，圍繞相關問題，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高等學校專業設定與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鄔大光接受了專訪。
精彩觀點：目前，一些高校一擁而上增設的這些新工科專業，絕大多數缺乏紮實、廣泛、精準的市場調研大學。很多高校仍是基於學校已有資源去辦專業，而非基於真正的市場和產業需求。這自然引出一些問題，即使成立了新專業，這些專業老師的知識結構就跟上了嗎？教材、教學方式和培養方案也自動更新了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也就是說，增設新專業，並不代表人才的培養規格、水平就立刻和科技發展、產業革新同步了。相應地，很多舊專業看起來是被裁撤了，但實際上，這些舊專業的老師依然“殘留”下來，用舊知識教新專業的學生。歸根結底，都是“新瓶裝舊酒”。
過去的一些歷史教訓表明，專業的增設並沒有帶來知識體系、課程內容的變革，教材更新一直滯後，出現“閉門造人”現象大學。而且，我國以往的專業設定往往受資源配置影響較大。實際上，資源配置越多，專業越容易固化和窄化，從而與市場需求脫節。時間一長，專業改造愈加困難，最終只能撤銷。因此，當前的專業調整，是市場“倒逼”的結果，是撼動我國高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一個契機。下一步，則要真正走出專業與市場脫節的藩籬。
02
如何“淡化”專業
導讀：在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中，不斷湧現著對傳統模式的反思與革新大學。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後期，就有聲音指出我國高等教育專業體制存在諸多弊端，由此催生出 “淡化專業，強化課程” 這一頗具前瞻性的主張。隨著時代變遷，影響高等教育的內外部環境發生顯著變化，如今，這一主張又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引發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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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觀點：國家也逐漸意識到本科生就業的專業對口率持續下降、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的適配問題，教育主管部門對專業目錄的“管控”從剛性越來越趨於引導性，專業調整的力度也越來越大大學。在國家開始放權的背景下，高校應該怎麼辦？從宏觀層面來說，高校的專業和人才培養就是要適配國家需求，包括主動適配與被動適配、整體適配與區域性適配、國家戰略適配與學校自身適配……說到底，就是計劃適配與市場適配。在專業適配一時無法到位的情況下，強化課程就是唯一齣路。
什麼是強化課程？過去高校的教學改革崇尚“以專業建設為重心”，教學管理、教學評價和教學督導也是如此大學。現在提倡強化課程，就是教學改革應從“以專業建設為重心”轉向“以課程建設為重心”，猶如過去“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理念現在轉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實踐證明，淡化專業只能從強化課程入手，只有當課程建設到位時，專業自然就淡化了。
什麼樣的課程可以達到淡化專業的目的？世界一流大學的實踐證明，就是要加強通識課程和跨學科課程的建設大學。這恰恰是我國課程改革的“痛點”。因為在幾十年專業教育的慣性下，當代教師隊伍普遍缺乏對通識和跨學科課程的認知，也缺乏開展這兩類課程的能力，更缺乏形成這兩類課程的機制和文化。既然專業教育與社會和產業的供需已難以精準適配，只能從現在做起，且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未來的課程建設和組織不再是基於“專業”的，也不是基於教師個體的，而是基於通識和跨學科開展的“有組織”的課程建設，尤為重要的是形成高校自身、高校與產業融合的課程更新機制，且是持續更新的機制，這一難題才能得到妥善解決。
03
改革切忌“翻燒餅”
導讀：2023年初，有關部門要求高校 “嚴格規範大類招生行為，原則上按專業開展招生”，這一規定引發學界熱議大學。大類招生作為高校招生改革的新嘗試，本應助力教育發展，卻為何遭此 “限制”？它與專業招生模式究竟該如何抉擇？
精彩觀點：從深層意義上說，大類招生改革的初衷是推進大類培養大學。如果沒有大類培養改革，那麼大類招生充其量就是個招生“噱頭”。例如，某些高校為了招攬生源，把冷門專業與熱門專業捆綁在一起，甚至把毫不相干的專業放在一起。由於此種做法，部分高校遭遇了招生的“滑鐵盧”，一些學生入校後發現被“蒙”了。這便是教育主管部門為什麼叫停大類招生的原因。不言而喻，大類招生本質上是與大類培養相配套的一項改革，大類招生是形式，大類培養改革才是本質。如果脫離了大類培養，大類招生就失去了其應有的價值。如果大類招生僅僅是為了改變冷門專業的困境，則既增加了學校招生成本，也帶來了諸多現實矛盾，這也是為什麼有些高校又退回到專業招生的原因。
辯證地說，專業招生也沒有什麼不對大學。因為，高校招生與培養的關係可以分為四類：大類招生大類培養、大類招生專業培養、專業招生專業培養和專業招生大類培養。採用哪一種模式，不僅取決於學校的辦學層次、人才培養規格，更核心的是學校根據社會需求以及學生個體發展需求，制定出適合自己的招生和培養模式。例如，由於技能型人才與社會工作崗位距離近，可能需要按專業招生，透過專業招生更能有效地實現招生就業與人才培養之間的動態調整；相反，高水平大學主要是培養學術型人才，則可能適合按大類招生和進行大類培養，透過多學科交叉培養學生的厚基礎和創新能力。
高質量是未來高等教育發展的時代主題大學。從管理的角度講，絕不能因為大類招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就全盤否定正在進行的大類招生改革，同時也不能過度誇大大類招生的優點。從高校自身而言，不能只看到大類招生的問題，而看不到大類培養改革的重要，更不能因為不願意沉下心來“啃”大類培養這塊“硬骨頭”，為招生改革倒退找藉口。同時，其他高校也不能因為一些高水平大學實施大類招生，即使自身條件不夠也盲目照搬。以上不管哪一種情況，其最終結果往往都是過了一段時間，再來一次“翻燒餅”！
大類招生改革如是大學，其他方面也是，這是教育改革最忌諱的！
04
大學人才培養模式難以撼動大學，深層原因在哪裡？
導讀：當下，高等教育改革步入 “深水區”，其中人才培養模式的變革尤為艱難大學。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長鄔大光教授深入剖析這一現象，指出除了常見的教育觀念、體制機制等因素，被忽視的教育記憶與教育烙印才是關鍵所在。它們如何在潛移默化中制約改革？又該如何突破？
精彩觀點：在我國有一個龐大的教師群體，他們具有相同的教育記憶；在我國也有一個龐大的高校群體，它們具有雷同的人才培養模式大學。在我國今天的高校教師群體中，幾乎都是改革開放後的大學生，他們既是教育教學改革的生力軍，也是課堂教學的主力軍，但他們幾乎有著相同的教育記憶和烙印。
例如，今天的大學教師群體，幾乎沒有接受過學分制和績點制，沒有接受過跨學科教育，沒有接受過創新創業教育，沒有接受過通識教育，沒有接受過系統的線上教育，沒有接受過……而上述做法都是今天教育教學改革的基本要求和發展方向大學。
這些改革要求對高校教師群體來說，都是重新適應和熟悉的過程，更是一個從頭學起的過程大學。而這些教師的群體記憶已經形成了自己或群體的教學習慣，產生了某種路徑依賴。雖然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管理部門看到了這些問題，也不斷提出改革要求，更是對高校增加改革的“壓力”，但往往是停留在“呼籲”和“檔案”的要求上，拿不出具體的行動方案。殊不知，各級教育主管部門的官員和高校管理者也幾乎都是改革開放後的大學生，他們的教育管理理念和經驗也是基於各自的教育記憶，也有自己的基於教育記憶的路徑依賴。
05
做一位學術研究的“得道真人”
導讀：當下，“學術浮躁”“研究功利化” 等現象時有出現，不少人在喧囂與誘惑中迷失，難以觸及學術的核心與精髓大學。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長鄔大光教授提出 “做一位學術研究的‘得道真人’” 這一理念。他指出，學術研究的 “真人” 需具備有真感情、找真問題等多方面特質。這一理念為學術研究帶來新視角，那麼具體該如何理解和踐行呢？
精彩觀點：我認為，一所好的大學，就是要擁有陳寅恪這樣的大家，就是要培養像陳寅恪這樣的大家大學。嚴格說來，一所好的大學，最終不是看她培養了多少官員，而是看她培養了多少學術大師，即我們說的“大家”。
到底什麼是學術大家？我想到了中國古代常用的一個詞：真人大學。真人一詞最早出於春秋戰國《莊子·大宗師》：“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漢代的淮南王在《淮南子·本經訓》中說：“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再如：“真人”是指道家洞悉宇宙和人生本原，真真正正覺醒、覺悟的人才能稱之為真人。
在古代，如果某人被稱為真人或得道真人，那是對該人學問的最大認可，如先秦時的關尹子、文子、列子、莊子等，被稱之為真人大學。此外，還有得道真人，如鬼谷子、張三丰、王重陽、安期生等，則被後人稱之為得道真人。
古代的真人離我們已經很遙遠，但當代社會同樣需要真人，或者說古代的真人與當代的真人是一樣的，且應該有超越古代的真人抱負，應該具有比古代真人更高的學術素養和研究能力，因為現代社會是依靠科技創新的社會大學。
什麼是當代真人？在我看來，就是指對社會、對學術，對自己內心敢於追問的人，是敢愛敢恨的人，是敢擔當能擔當的人大學。尤其是當你選擇了學術道路之後，真人的品質極為重要，只有具備了真人的品質，才能成為學術研究的得道真人。
什麼是學術研究的真人？如何成為學術研究的真人？我認為應該有如下特徵：有真感情，找真問題，創真思想，有真本事，有真勇氣，下真功夫大學。
06
超越研究方法的“方法”
導讀：當“問卷—迴歸—穩健性檢驗”成為學術研究的“標準動作”，當精緻的量化模型掩蓋了思想的匱乏，中國教育學研究正陷入“方法至上”的迷思大學。在新時代背景下，教育研究到底應該用什麼方法？究竟是方法重要，還是思想更為關鍵？
精彩觀點：很多高等教育學碩士、博士生在選題和寫作初期即羅列一批西方理論，將其作為論文的“學術基石”，但缺乏中國問題意識和本土經驗的提煉，造成“中國社會科學實證研究搭掛於他者社會的尷尬狀態”長期以來，我在指導學生碩博論文都會強調，無需將自身的研究過早地框定於某個既定的“套路”之中大學。若選題乏味，缺乏高等教育研究應有的現實指向性、人文關懷性或思想延展性，論文則易淪為單純追求統計顯著性的變數遊戲，進而使得研究內容趨於同質化，結論乏善可陳。這不僅喪失了高等教育學的想象力與對現實的深刻洞察，更易使研究異化為一種無聊的變數遊戲，重複著陳詞濫調，或是僅僅成為西方學說和理論的附庸。
如此，如何掙脫這一“套路”的束縛？歸根結底，核心在於釐清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的關係大學。要解“量化之套”，研究者需要從問題本身推導方法，讓方法為研究問題服務，而非讓現成方法框定問題。不能因追求模型的複雜、變數的細緻，而犧牲問題的原創性與理論的生長空間。方法體系只是工具，而非思想的主導。唯有以中國教育的真實問題為起點，展開深度的理論思考，方能開闢知識創新的新邊界。
事實上，思想被方法所綁架的現象，本質上是一種路徑依賴與思維惰性大學。在學術生態中，方法路徑依賴和期刊導向相互強化。許多期刊主編和審稿人習慣於以資料實證為“科學”標尺，實際上不少結論僅憑直覺經驗即可得出。例如，隨著高等教育普及，大學生就業難早已成為常識，資料的微弱差異並不能真正揭示問題的本質。換言之，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核心，並不在於數量上的差異是0.01還是0.05，而在於到底應該如何有效應對這一挑戰。 過度的“方法論炫技”，往往掩蓋了對問題實質的把握與理論創新能力的缺失。這種現象並非個例，而是人才培養體系的共性癥結。教師往往過度關注方法訓練，忽視思想啟迪；學生缺乏對研究問題的深度思考，更傾向於依賴量化技術完成所謂“資料驅動”的研究。學術期刊也在無形中強化了以“可量化結果”為評價核心的審稿標準，導致研究內容愈發空洞。只有當學術共同體能夠堅決拒絕那些缺乏理論創新、無法回應現實問題的量化研究，才能真正扭轉當前以方法為主、忽視思想深度的學術風氣。唯有如此，研究者才能重新認識到：方法與資料終究只是研究的工具，理論創新才是推動學科進步的根本動力。在此過程中，我們必須警惕實證主義對於“事實、證據、可量化、可驗證”等標準的極致推崇，因為這種傾向往往壓縮了宏大理論賴以生存的思想空間。 經驗資料與技術手段的堆積，無法自動帶來理論的飛躍和正規化的更新。正如交通工具能助力遠行，卻無法替代對路徑和目標的選擇。真正決定理論進步的是思想的洞察力與理論框架的創新性突破。
因此，在思想與方法的關係中，思想應當始終處於主導地位，方法緊隨其後，而非本末倒置大學。方法是思想得以實現的必要條件，但方法本身不能成為研究的終極目標。要警惕方法至上的思維陷阱，防止思想的深度思考和批判被表層技術掩蓋。這正是“思想是超越研究方法的‘方法’”的真正含義。 研究的真正價值，不在於炫目的技術手段，而在於思想引領下對教育本質和複雜現實的深層理解。
總之，在我看來，方法歸方法，思想歸思想大學。一個研究如果沒有思想的加持與昇華，侈談理論創新與學科建設，更不會產生文化價值與生命意義。那麼，跨越思想與方法之間的鴻溝，需要系統的學術訓練和自覺的批判精神。從研究生階段起，學者就應學習如何對前人研究進行批判性分析，而非簡單否定或模仿。正如馬克思所言，“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繞著人們的頭腦。”批判性分析不僅要發現前人工作的不足，更要基於理解，提出有意義的新問題。真正的科學精神，應該是謙虛的、反思的，而不是簡單的揚己抑人。這要求學者們切不可因迷信新方法而盲目自信，或過度貶低既有成果，而要以誠實和開放的態度承認自身認知的侷限，並努力在自身“可見”的層面推測“不可見”的事物。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單純依賴工具或方法的誤區，推動學術研究實現思想創新與理論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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