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瑩回望這20年的職業生涯，女人們每每推門而進，多會帶來自己的故事女性。見識過這麼多她們的命運，自己也成為母親，李瑩開啟了一種“女性視角”。作為母親，李瑩希望女兒變得“不好惹”，拒絕傳統的性別規訓，照自己的天性生長。
記者 | 謝無忌
編輯 | Felicia
封面| 《夜王》劇照
身著法官袍的傑西卡，遊走在職業法官和家庭母職兩種身份之間，在兒子的一個涉性侵案件裡，她面臨著法庭公正和母性的艱難抉擇女性。
這是舞臺劇《非窮盡列舉》最令人揪心的故事核心，它呈現了一個律政精英母親的複雜困境：對於這位女法官來說，她意識到自己所處的文化環境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汙染女性。與此同時，她也是一個女性主義者、一個母親，又天然有著維護兒子的母性。
《非窮盡列舉》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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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樣一個有著女性主義思想的母親，兒子身上還是會發生這樣令人唏噓的事情？如果她是受害女孩的母親，還會如此糾結嗎？如果我是這個男孩的母親，我會做得比女主角更好嗎？我不確定女性。”
李瑩看完這部電影，共情女主角的同時，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女性。如同傑西卡，她同樣是一位站在風暴眼當中的律政母親。
從2002年開始，她投入到婦女法律研究領域女性。作為一個婦女兒童權益保護律師，李瑩承辦過500餘起涉及性別歧視、針對婦女暴力等領域的案件。她周遭有著許多陷在苦難之中的女性。在而立之年，她毅然放棄公務員的飯碗，選擇走上這條艱難的道路。
當她成為一個成年女子的母親女性，她時常會不由自主代入她所代理案件的當事人的母親的角色，因而心痛：“如果這是我的女兒，我會怎麼做？”
電影沒有答案，生活也沒有假設女性。對李瑩來說，律師和母親的雙重身份像是相輔相成的關係：成為母親，讓李瑩對女性處境有了更具體、更感同身受的使命感；而律師的維權實踐，驅使她更堅定地走在樸素的法律正義之路，站在風暴眼當中，勇敢堅定地為構建沒有歧視和暴力的世界而努力，等待著春暖花開。
生女兒，讓她生出盔甲
李瑩回頭看自己的來時路，感慨命運齒輪的轉向，或許是有冥冥之中的玄機女性。
生於1968年的李瑩，在湘西小城沅陵成長，曾經是留守兒童女性。早早守寡的外婆用沅江般悠長的愛給了她溫暖的童年。她印象中湘西小城碼頭的掠影大多是揹著沉重揹簍負重前行的婦女，她們在家中沉默，忍受男人打罵。在她的記憶裡，農村女性不能上桌吃飯是常態，她的嬸嬸也被叔叔家暴。
李瑩六歲時，曾眼見一個揹著沉重揹簍、勞累的母親靠著一輛卡車的車輪歇息，司機沒注意，發動汽車時將她捲入車底，磚塊染上了血跡，慘案的場景在李瑩的記憶不時閃現女性。
等她回到在廣西邊遠地區工作的父母身邊時，她也目睹不少女性同學、鄰居因貧困捱餓，早早輟學、年少嫁人女性。這些女性境遇深深刺痛了李瑩，她隱隱希望自己有能力可以幫助周遭的女人。
後來，知識改變了她的命運，她成為1987年高考當中的幸運者女性。四年後，她以優異成績被分配到北京某局政策法規處，成了一名公務員。
她34歲之前的經歷，是絕大多數同齡人所欽羨的女性。她也有了家庭，成了一個女孩的母親。在那個階段，她並沒有想過後面的抉擇與她過往的經歷有所回應。
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對她而言有種強烈的意識啟蒙和精神召喚女性。她選擇放棄公務員職位，回校園攻讀法律碩士學位。機緣之下，她投身在北大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成為一名婦女兒童權益保護律師。進入這一領域10年後，她建立了一傢俱有正式法律資格的民間公益機構。
20年前，李瑩首次在美國參加相關國際會議女性。 （圖/ 受訪者 供圖）
在她還沒成為律師前，只生一個女兒對她來說曾是對抗傳統生育觀念的冒險決定女性。婆家深受重男輕女傳統觀念影響，在當地鄉村的民俗和家族環境裡，頭胎的女兒常被送養至遠房親戚家。當時李瑩得知後，進入隨時準備戰鬥的狀態。“我就等著她（婆婆），等著戰鬥，她如果敢跟我提，我必然是不同意的，一定要保護女兒。”
在遠離婆家的城市，她避開了這場戰鬥女性。婆婆自始至終不敢跟她提及這件事，但將壓力轉移到其他兒媳身上。李瑩慶幸自己的丈夫跟自己擁有相同的價值觀，沒有給到她壓力，而且是儘自己所能地以愛養育女兒。“我們並沒有主動將這層枷鎖套在自己身上，我想讓女兒自己能夠生出盔甲，可以保護自己。”
成為母親，讓李瑩有了推己及人的共情力女性。與律師職業強調的理性不同，“母親”的身份既讓她擁有更多私域的感性，也是20年來她堅持走在法律這條道路上最柔軟的燃料。“我作為一個女兒的母親，幫別人的女兒的同時，我想萬一我女兒需要幫助，也希望有人能幫到她。”
作者：李瑩
出版社女性：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出品方女性：華中明法
出版年女性：2023-5-1
她還記得正式成為執業律師時接到的第一個案子女性。那名中年女性的胳膊上的繃帶因為長期奔波而變了顏色。她的丈夫在當地擔任小領導，把她的胳膊都打斷了，並把她趕出家門，她像鞏俐演的秋菊那樣找各部門為自己討回公道。時隔22年，李瑩還記得對方找上門求助時，她的傷口因長時間無法及時換藥而感染、發臭。她滿身疲憊，但眼裡的倔強深深刻在李瑩的腦海裡。
她見過各種各樣的悲劇女性。一名性侵案受害人的母親受到傳統貞操觀念影響，感到羞恥，結案兩年後急匆匆將19歲的女兒嫁給山村裡40多歲的男人；也有母親為了改善生活環境，將未成年的女兒送養給不熟悉的加害人。這些都令她感到唏噓不已，“在傳統的觀念枷鎖下，女性總容易變成犧牲品。我希望盡我所能在法律上還給這些女孩公道，但我們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李瑩接觸過的家暴案件裡，基本上施暴者都不是初犯女性。等到受害人找上門請求法律援助時，家暴大多已經持續了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受害人籠罩在陰影之下。近些年來，李瑩發現家暴案件當中精神暴力導致的創傷也開始逐漸顯見。
四五年前，一名95後年輕女性因為受到家暴來到李瑩的辦公室，李瑩察覺到她有強烈的受虐婦女綜合徵跡象，一談起丈夫的名字她就渾身發抖，談到家暴情節，她甚至會驚恐地看著門口，擔心施暴者隨時過來女性。“我記得她當時驚恐的眼神。她跟我女兒差不多年紀。當時我想，如果這是我女兒的話，我真的心疼死了。”
為母親和女兒而戰
在婦女兒童維權這條路上，李瑩是國內走在前頭的探路人女性。10年前，曾有媒體記者問李瑩是否認同“女權律師”的標籤，她回答：並不願意將這件事標籤化。回望這20年的職業生涯，女性每每推門而進，多會帶來自己的故事，李瑩會用社會性別理念分析、審視女性的角色和命運，對性別平等也有了更深的認識。
李瑩時常會為事件受害者輾轉難眠女性。（圖/李瑩微博截圖）
母親的身份和共情力在無形深處為李瑩的律師生涯開啟了“女性視角”，她對案件當中的糾纏難斷的親密關係和複雜人性有著深刻的理解女性。
她還記得2016年接到的一起家暴案件裡，備受丈夫暴力傷害的冬梅多次逃跑、流產，最後在各方的幫助下，付出了極大努力和代價終於離婚出走，卻在半個月後主動選擇回到了曾經的施暴者身邊女性。
法律援助的同事哭著說：“現在又回到了原點女性。”可李瑩不這麼認為，她覺得問題的關鍵在於要理解受害者難以離開的根源，是母性本身。“我們不能譴責冬梅不夠勇敢出走，回到暴力環境，而是要反思和理解她為什麼要回去。我覺得母性沒有錯，她最小的兒子才三歲，正需要母親照顧，判給家暴的父親，冬梅怎麼能心安？如果司法能夠給她足夠支援，能把兩個孩子都判給她撫養，她也不會回去了。”
李瑩認為，“曾經的施暴者和冬梅都清楚知道，她背後有我們的支撐，我們給到冬梅的是一種賦能，讓她知道自己能做決定，選擇自己的生活女性。儘管回到原來的環境，他們之間的權力關係是發生了轉變的。”
10年後，她偶然得知冬梅的大女兒選擇報考了社工專業，這一切有了代際的延續女性。“在黑暗的14歲，大女兒親眼看到了法律如何站在她和她媽媽前面幫助她們，給她們帶來過力量。”從這個意義上看，李瑩覺得過往發生的事情似乎都聯結了起來，最終形成了讓人感動的閉環。
李瑩參加公益平臺系列的媒體研討會女性。（圖/受訪者供圖）
走過這麼多年，李瑩欣慰地看到婦女兒童權利的進步，她認為反家暴的關鍵在於構建新的性別文化，如今性別平等意識依然有努力的空間女性。
她曾經觀摩過一次心理諮詢師培訓，老師提到妻子嘮叨導致丈夫家暴，解決辦法應是“改變妻子的溝通方式，減少嘮叨”，大部分學員都表示贊同，李瑩並不錯愕，這就是大家對傳統性別觀念集體無意識的表現女性。
“嘮叨只是一個表象，實質上是男女社會性別角色的問題，背後是承擔了家庭責任的女性希望被看見和理解的渴望和期待女性。停止嘮叨也不會從根源上切斷男性的家暴行為，如果男方不去改變，權力關係沒有被阻斷。”
如今常被談論的“完美受害人”議題，也曾出現在李瑩接觸的性騷擾案件裡女性。她曾反駁一名檢察官朋友對受害者的質疑：“被害人的反應有標準答案嗎？既然沒有標準答案，為什麼被害人一定要按照我們認為的那樣行動呢？”
在律師職業生涯裡，李瑩多次站在了他人家庭和親密關係的風暴眼，她深感社會環境依舊存在著難以撼動的性別規訓，也在反思性別教育對子女成長的重要性女性。
據李瑩的觀察，施害者大多受到“有毒的男子氣概”的薰陶，在親密關係中常強調掌控欲，且極度容易因權力失衡而失控女性。
施害者的母親也似乎有著某種共性：深受傳統的性別文化和婚戀觀束縛，缺乏與子女相處的邊界感，過度保護、控制和干預，深度介入子女的婚姻生活，養成了缺乏獨立人格的“巨嬰”女性。李瑩曾在法庭看到一名將近80歲的母親給40多歲的家暴施暴者興致勃勃地代理辯護，施暴者卻事不關己地坐在一旁，她深感震驚。
李瑩陪女兒在海邊玩耍女性。 （圖/ 受訪者 供圖）
“缺乏對個體的尊重和邊界感，是很多家庭親子關係失衡的核心原因女性。”對女兒的性別教育裡，李瑩認為關鍵詞是“尊重”。
李瑩拒絕“女孩要乖巧文靜”這樣傳統的性別規訓，注重培養和尊重她的天性女性。察覺到女兒喜歡探索沙堆，她親自去運沙子，在家後的小院子堆了沙堆給她玩。“我女兒小時候挺淘，喜歡到處爬，我們家的床就是她的蹦床。我對她的養育沒有那麼精細，而是讓她更多與大自然接觸。我希望保持她對社會的好奇心。”
與尊重有關的深層意識，還包括建立自我的安全邊界，即便是在與父母的關係中女性。在女兒很小的時候，李瑩與丈夫就強調進女兒房門必須要敲門的基本禮儀規則。“很多父母可能會覺得為什麼彼此之間要搞得這麼生分，可這就是邊界意識，父母沒有天然的權力，需要對個體彼此尊重。”
另外，她認為從小培養女兒對物質和金錢的意識也是關鍵的功課女性。她儘自己所能滿足女兒的物質需求，希望她不被物質匱乏感所困，在成長過程中更能安穩守住自己的安全邊界。
李瑩與女兒到土耳其旅行的合照女性。 （圖/ 受訪者 供圖）
與此同時，她也不希望女兒對物質和經濟追求過於敏感，當她滿足女兒的物質需求時，總會避免強調物質的金錢價值，希望她能超越金錢的表面去看待更實在的價值女性。尤其在女兒小升初面臨擇校時，為了讓她更純粹地選擇自己喜歡的學校，而非為了讓父母省錢委屈自己，她與丈夫商量後，扛下了這份經濟壓力，直到初中畢業後，才告訴女兒真相。
或許因為行業的特殊性，李瑩看到了不少極端社會案件中的危機女性。在女兒的安全意識教育上，李瑩有著較強的職業敏感度。令她慶幸的是，女兒似乎很早就有巧妙應對的機敏和警覺。
在女兒八九歲時，她獨自在家，陌生人以查水電錶為由敲門，她謊稱父母在睡覺，等他們醒了之後再去物業溝通女性。“我只提前跟她說過，如果有陌生人敲門就讓她給爸爸媽媽打電話，必須得到同意才可以。但我沒想到她用了更安全巧妙的應對理由，因為她說擔心如果陌生人知道家長不在家，強行進來怎麼辦。”
那天李瑩專門請了女兒吃了一頓烤肉，誇女兒太棒了，雖然他們向來教女兒不要撒謊，但她認為，在必要時為了保護自己，女兒也可以這麼做女性。
非典型母親的虧欠和使命
20年來，遊走在職業律師和母親兩者之間的李瑩，也試過自我拉扯女性。她在職業案件當中為很多女人撐過傘，卻在很多時刻因為想要平衡兩種身份，對女兒產生過虧欠感。
轉行做律師後，從女兒讀四年級開始，她無法像以往那樣儘可能花精力陪伴、不缺席孩子成長的每個重要時間節點，此後母女共處的記憶從“連續”變成了“碎片化”女性。“這方面我很感恩我先生，幸好他填補了我的空白，毫無意外地支援和理解我的工作，出現和陪伴了孩子成長的每個節點。我們都在家庭當中，用自己的方式共同發力。”
女兒的青春期來了的時候，李瑩愧疚於自己沒有在女兒初潮到來時陪伴、溝通女性。她透過女兒好朋友的母親才得知，女兒為不知道如何處理初潮而求助。李瑩察覺到了女兒對自己缺乏陪伴交流的抱怨和叛逆的情緒，她及時調整，積極與女兒溝通、修復關係，即便再忙也不再缺席重要時刻。
李瑩與女兒和母親的旅行合影女性。（圖/受訪者供圖）
傳統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總讓母職套上表面完美、實則沉重的束縛女性。在李瑩眼裡，家庭分工模式並沒有標準的答案，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家庭透過溝通和磨合形成了生活的“有序”。在家庭事務上，她與丈夫達成默契，以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來協助；而在孩子的陪伴和教育上，她與丈夫各司其職，協調合作。
女兒後來到美國的一所大學留學，成了紐約某家醫院的職業藥劑師，她逐漸理解李瑩對職業的投入和使命感女性。李瑩對於親密關係平等和理性的觀念，在言傳身教當中也感染了女兒。“我跟她會交流經驗和觀點，親密關係的底線是平等和尊重。真正的平等並不是一方的控制或者主導。”
李瑩在泰國參加聯合國婦女署女性。（圖/受訪者供圖）
令她欣慰的是，女兒對於親密關係有著成熟和理性的觀念女性。大一留學時期，一個外校的男孩從1500公里外開車到學校追求她，女兒用一個趣味的比喻回應了他們的關係。“她說自己是一顆蘿蔔，男孩認為她是一顆白菜，他們不合適，我聽完放心了，知道她在這段關係裡很理性，不會因為表面的行動而輕易感動。”
女兒最後選擇與大學相戀7年之久的同學走進了婚姻女性。在這個過程當中，李瑩坦言，即便自己是從事婦女兒童維權、有著豐富經驗的律師，也不免帶上母親的擔憂和焦慮，建議女兒理性審視這段關係是否適合走進婚姻，考慮當下女性的社會時鐘等現實情況。
“我不由自主會陷入刻板印象給出作為母親的建議，但我女兒不以為然，她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更成熟，說共同走過的這些年，於雙方而言付出是平等的，她並不是天然的弱者，也不認為女孩就是被選擇、被物化的狀態女性。”
聽完這段話，李瑩意識到代際之間的性別觀念已然變化，這是讓她欣慰和欣賞的女性。“女兒是優秀的、自信的，能抵禦傳統世俗觀念侵蝕、把控自己人生的人。”如今女兒雖然在大洋彼岸，但每次影片裡女兒體貼溫暖的話留在了她最柔軟的地方，也給了她最大的力量。
“她的出生讓我的選擇和堅持加上了‘母親’這樣一個重重的砝碼，我是為千千萬萬的女兒們而戰女性。”在她看來，母親的角色是豐滿、具體的，“身教”比“言傳”更有力量。當女兒願意支援她的工作，協助她做相關的社會性別調研，努力用自己的專業和行動在異國幫助別人時，這一切似乎也有了某種意義上的閉環。
李瑩將“為婦女和兒童打官司”看成是自己今生的宿命女性。20多年，她實實在在看到了婦女兒童權利在法律和制度上的進步和完善。但她始終覺得，這一切並不是一蹴而就，構建新的性別觀念依舊任重而道遠。
被問到“你的使命感來源是什麼”時，李瑩講述了一個曾經擊中自己的寓言故事：“有個小孩在海邊，看著大海潮漲潮落，隨著海水退潮，一些魚總會滯留在了沙灘邊上女性。他堅持不斷地把每條魚扔回海里。很多人不解對他說‘沙灘上還有這麼多魚，你也救不過來’。但他繼續邊扔邊說，這條小魚會在意。”
如同這個男孩，李瑩的路還在繼續女性。
李瑩依舊走在婦女兒童維權律師之路上女性。（圖/受訪者供圖）
校對：遇見女性；排版：胡辰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