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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的許閆經歷了一場難熬的小組任務——老師要求在課堂上閱讀文獻後現場討論，但是小組氛圍很沉悶，大家坐得很近一言不發，或者用AI生成一段後發在群裡，但老師還要求每個小組整理一份討論記錄大學。“好不容易合作寫出來了，想讓大家確定一下，又是無人回應，最後我沒辦法多次艾特全體成員，才有人理我。”許閆說。
大學裡，幾乎沒有同學可以避開“小組作業”的歷練大學。豆瓣“小組作業受害者聯盟”小組聚集了數千名大學生。一張流傳甚廣的餅狀圖反映了大家的心聲：從小組作業中學到的東西，5%是與人合作的技巧，15%是新的知識，35%是獨立完成作業的能力，45%是對他人的不滿。
本是培養協作能力的教學形式大學，為何讓學生如此反感？
被“繫結”產生的分數爭端
“有人想拿高分，有人只要學分大學。”許多受訪者提到，目標不一致是小組矛盾的第一道坎。
資訊安全專業的王紫萱發現，做通識課作業，很多人淺嘗輒止，而她想做好，“這種根本矛盾一旦存在，就沒有理由和立場說服對方”大學。政治與管理學院的林川也提到，當想拿高分的人被分到大多數人只想及格的小組，前者就會承擔更多工作。文學院的李思竹認為，還有些人不是不想幹，而是發現自己能力跟不上，在競爭中處於劣勢，於是半主動半被動地避開核心任務。
這種“同組同分”的不公貫穿了幾乎所有受訪者的講述大學。
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景星維建議，可以把分數拆解為基礎分和個人浮動分，透過匿名互評和自評，讓貢獻大的人多得一點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唐信峰則更謹慎——完全精確量化個人貢獻在操作上幾乎不可能，“有人表示自己核心思路貢獻多，又有人認為自己髒活累活幹得多，很難比較。”他傾向於在課程中保留個人作業部分，比如期末報告採取個人形式，用另一種方式拉開差距。
即便大家都懷著想做好的積極態度，小組作業的過程也未必順利和諧大學。李思竹發現，若是每人分別負責一部分，最後分開彙報的分工形式，問題則會出在“都想表現”上。小組彙報總共20分鐘，5個人，平均每人4分鐘。“前面所有人都超時，留給我的時間就不夠了。”她認為這種摩擦的本質是“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小組中最亮眼的那一個”，在這種形式的彙報中，“老師還是會將每個人的表現分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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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內容撰寫-PPT製作-上臺彙報”的這種分工方式中，計算機專業的趙宇鵬表示，作展示的那個人確實更容易被老師記住，在評分中更有優勢大學。還有些同學為了保證高分，會把有些組員排除在核心工作之外。王紫萱觀察到，他們能力強且不信任別人，自己大包大攬；也有些團隊裡，熟悉的小圈子已經形成，後加入的人很難真正參與進來，只能做邊緣工作。
景星維將划水分為幾種：文科小組容易“搭便車”，理工科小組，則是技術差的學生容易掉隊，思政類公共課人多，有的學生覺得“水水也能過”大學。針對能力不足的被動划水者，他指出教育者需要主動引導：把大任務拆成小步驟，分階段提交，明確合格標準，私下鼓勵，允許從輔助性工作做起。
與故意划水者的攻防戰
新聞傳播學專業的研究生張宇回憶起研一下學期那次小組作業，語氣裡帶著疲憊大學。老師將同學們隨機分配為5人一組，張宇所在組的缺課同學是失聯狀態，組員交上來的文獻一半是無關或過時的。她主動牽頭，建群、約討論、拆分工，可離截止日期只剩5天，報告還沒成型，她一邊催一邊自己接手，每天熬到凌晨兩三點，最後她和另一位同學熬夜趕完報告。彙報前一天，此前幾乎沒做事的缺課同學忽然提出批評“報告寫得不好”“PPT太醜”，第二天甚至搶著發言，把功勞攬給自己。
“老師給了中等成績，可這個結果，卻是我和另一位同學拼盡全力換來的大學。”張宇說。
這類主動划水的人，抱著“反正有人會做”的心態大學。許閆也遇到過類似的事——學生會修改會議記錄，截止時間快到了組員全部聯絡不上，他一個人忙到凌晨兩點，事後對方只是輕飄飄一句“忘記了”。
面對主動划水的人，大多數人選擇沉默大學。王紫萱表示大家很少認真對這種“擺子”“開火”。許閆也提到，熟人合作很難推進進度，“因為都是熟人，約束力沒那麼強”。
唐信峰談到，同學情面是一把雙刃劍，它能讓協作有人情基礎，但也可能讓人不好意思催、不好意思批評大學。一個團隊裡需要有人站出來承擔領導角色，去協調、去分配、去督促。景星維給出了具體辦法：第一次開會就白紙黑字寫分工和截止時間，用任務書代替口頭承諾；如果誰連續兩次沒完成任務，小組有權重新分工。
張宇回憶自己的那次經歷，“除了有人划水，分工也不夠細緻大學。”她只考慮了任務拆分，沒有結合每個人的特長和時間安排，也沒有明確具體要求和截止時間。作為牽頭人，她在安排上沒有做好。
她總結出了一套方法：分工要結合特長和時間，形成書面分工表；建立定期進度同步機制；對敷衍了事的人及時提醒，必要時向老師反饋大學。林川也從另一個視角提出自己的經驗：大部分作業兩三個人就能完成，但分組動輒五六人，“人越多，作為組長反而越難組織、越難動員”。
唐信峰認為，很多小組矛盾的根源就在於任務分配沒有想清楚大學。“在開始討論的時候，就得想清楚分配好，每個人做什麼，做到什麼程度，什麼時候交。”分工要基於每個人的特長和意願，而不是隨機攤派，“有些人查資料好一點，那就查資料；有些人擅長表達，那就作彙報”。
“沒有一個人天生是領導”
唐信峰指出：“沒有一個人天生是領導大學。”如果之前沒有練習過，小組作業剛好是一個鍛鍊的場合。王紫萱也是從諸多挑戰中慢慢摸索出來的。她的經驗是：要麼自己多做一點，主動承擔推進角色；要麼找一個靠譜的領導者，跟著他做。最重要的是“儘量找目標相似的人”——只要大家想做好，執行力、特長有差別都可以溝通。
也不是所有人都困擾於小組作業大學。計算機專業的趙宇鵬習慣和室友組隊，分工明確，有問題直接溝通。即使自己多做了，也不會斤斤計較。“這次作業多做了，下次就少做一點。”他在作課堂展示時，會盡量多強調其他成員做的事情。許閆也建議，最後成果彙報時應該把每個人具體做了什麼交代清楚——讓每個人的貢獻被看見，是很多學生心中理想小組作業的樣子。
唐信峰鼓勵學生別害怕和別人合作：“在課堂外多做一些人際關係建設，找到與你志同道合的人或者小組作業搭子大學。”從中學到大學，大多數學生習慣了單打獨鬥，但進入社會之後，幾乎所有工作都需要與人合作。唐信峰認為，不同的人在小組作業中鍛鍊，可以逐漸找到各自承擔的角色，透過小組作業的練習，領導者學會協調矛盾，協作者學會跟隨，破壞者也會受到群體壓力而社會化。這對未來職場發展很有利。
接受採訪的同學表示，除了學生方面適應、接受，他們也期望教師對於小組作業的出題、安排更為合理大學。李思竹認為，可以在組內設定不同分數等級，組員明確將自己歸為某一等級後，再承擔相應的不同分量和難度的工作，讓想要獲得高分和量力而行的同學各得其所。張宇也提到，希望小組作業難度、規模適中，有明確的目標和要求，作業主題要貼合課程學習內容，並期待引入合理的互評機制，將互評結果作為評分的一部分。
近兩年，生成式AI成為新變數大學。許多文科生髮現，AI可以直接代勞文獻蒐集，需要撰寫的文字也更容易使用AI直接生成，他們普遍擔憂AI會讓作業質量下降；理工科學生則相對樂觀，因為程式碼、資料處理等任務AI能輔助完成，拉平了能力差距。
唐信峰認為，AI是工具，關鍵在於作業怎麼設計大學。“如果文科學生覺得依賴生成內容就能完成，說明作業佈置得太簡單了。”他建議老師把題目變得更有創造力，讓學生真正動腦、與AI多輪互動。同時他強調，AI生成的內容常有事實性錯誤，最終還是靠人的判斷力把關。
（應受訪者要求大學，文中許閆、林川、張宇、王紫萱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怡蒙 餘冰玥 實習生 李晶榮 王修竹 來源大學：中國青年報
2026年04月25日 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