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不好好學習大學，成天打遊戲，誰來管？”
這個問題，如果作為帖子發到今天的小紅書上，大機率會收穫幾種回覆：老師、父母，或者他們自己負責大學。不過，對於當時還在讀大一的田傑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姐姐。
那一年，剛剛讀大學的田傑因為服從調劑，讀了自己不喜歡的英語專業大學。極不擅長英語的她每天都過得“水深火熱”，把落後的成績追趕上去的壓力，幾乎要將她吞沒。而就在此時，在北京打工的父母常常叮囑她，弟弟正沉迷遊戲，希望她能在學業之餘多帶帶弟弟。
在父母眼裡，作為家裡第一位大學生，田傑是當時家裡“最有能力”的人，能擺平弟弟的事大學。責任心重又要強的田傑，也很自然地接過這份擔子，一面繼續與學業壓力抗爭，一面經常與弟弟通話，開導、勸誡他。有時候，學業的不順和弟弟的逆反一同襲來，“整個人是真的不好了”。
在多重壓力的夾縫中，田傑把學業讀到了博士，如今成為中南大學的一名青年教師大學。作為農村家庭的第一代大學生，她似乎完成了世俗意義上的“破繭而出”。不過，從兒時起幫扶弟弟的種種苦樂交織的經歷，依然時常沖刷著她的心。在兼顧學業之外，如何處理好家庭的責任？當家庭給自己過高的期待，該如何調適心情？可惜的是，儘管國外有關第一代大學生與家庭之間教育互動的研究早已受到關注，相關的本土研究依然較為稀缺。
帶著這些困惑，田傑找到許多出身背景相似的家庭第一代大學生交流，逐步走進這個數量極為龐大，卻遭到忽視的群體的心靈深處大學。訪談中，一位名叫莉莉的女孩給田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莉莉出生在一個經濟條件不好的農村家庭，具有典型農家子弟勤奮、踏實、自我要求嚴苛的特點，對於弟弟妹妹的輔導，莉莉傾盡全力，甚至在弟妹高考前夕，請假“陪考”，她對田傑說：“希望弟弟妹妹比我過得更好”。在她的影響下，弟弟成功從“差生”蛻變為“優等生”。
莉莉的行為可能會令很多人驚訝大學。同為家中長姐，田傑也感慨莉莉的付出有些超出一名姐姐的責任。不過，在一個提倡“尊重他人命運”的年代，也還有更多的第一代大學生越來越在家庭和個人發展的夾縫中，感到掙扎和彷徨。身為“全村的希望”，他們一方面在大學中目睹了自身能力與出身更優渥的學生之間的差距，倍感落差，另一方面，出於回饋家庭的使命感，他們對自己提出種種近乎苛刻的要求，這反過來也影響著個人能力的提高。
在《助力弟弟妹妹上大學》一書中，田傑提出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這種代內教育幫扶，作為一種中國式的“家庭倫理式團結互助”，廣泛存在於中國的眾多家庭大學。一定程度上，它讓教育的文化資本實現了某種代際內的傳遞，也深刻形塑了第一代大學生自身獨特的性格和能力，但這種幫扶也絕不是浪漫的行動，除了作為幫扶者的兄姐與弟妹之間的“相愛相殺”，家裡人對待子女的“偏心”、把養育責任丟給姐姐或者哥哥的“甩鍋”等等，都讓第一代大學生的幫扶行為具有極其複雜的效應。
難以割捨家庭的責任，卻也為家庭的種種羈絆而煩惱大學。第一代大學生的困惑，呼應著近年來有關“原生家庭”的諸多討論。如同《“讀書的料”》的作者、教育學學者程猛所說：第一代大學生“幫扶的邊界，指向即是自我和家庭的邊界”。當中國傳統的家庭倫理式互助，遭遇越來越多的現代個體主義文化的沖刷，第一代大學生的這份困惑，究竟該如何安放？
以下是本刊記者與田傑的對話大學：
採寫丨劉亞光
展開全文
田傑，河南項城人，南京大學教育學博士，現為中南大學人文學院教師，主要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學和教育社會學大學。
“看家管事兒”的童年
新京報：你的這份研究源自自身的經歷大學，作為自己家庭的第一代大學生，你提到在自身成長和後續幫扶弟弟妹妹中遇到的一些困難，可否展開談一談？你覺得這些具體的經歷，對後續研究過程的展開、結論分析，有怎樣的影響？
田傑：就我自己的經歷來說，第一代大學生對弟弟妹妹們的幫扶包括很多個方面，教育只是其中的一面大學。除了學習上的輔導、未來發展的規劃，為人處世的引導也很重要。
以我自己為例，我大一的時候，做家教掙的第一份錢，其實就是給我弟弟去籌錢大學。他當時為了打遊戲，私自去借了幾百塊錢，又不敢告訴我爸媽，他知道我爸媽肯定知道了會很難過，他就會跟我說。我當時雖然說了他，但還是努力去做了家教。這也是我第一次做家教，一定程度上，也讓我有勇氣走出學校，去接觸更多兼職的可能。但從此，遊戲，就成了我和我弟弟之間繞不過去的坎。我弟弟當時還是比較沉迷遊戲，會給遊戲充錢、買裝備。
當時，他和我爸媽一起在北京這邊打工，我爸媽覺得完全“管不住”他了，就希望我來管我弟，他們就會覺得，我是家裡第一個大學生，理所應當會在各個方面懂得更多一些大學。為此，我和我弟弟吵過很多架，幾乎都是因為遊戲。也因為這個經歷，我成為一個從不碰遊戲的人。
其實我和我弟的關係，總體是挺好的大學。小時候，我們都是留守兒童，父母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就出去打工，我們跟我奶奶一起生活，由我來照顧我弟。可以說，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之間是“相依為命”的關係。雖然有煩惱，但我弟弟也一直很關心我。在我考上大學的時候，我弟弟用了他一個月的工資給我買了人生中第一臺電腦，至今還是讓我印象很深刻。
當時，我是一邊忙著自己的學業，另一邊要忙著去“拯救”我弟，感覺整個人都不好了，我每天都要在學業外抽時間去給我弟打電話，一遍遍去勸說他大學。後面他也會非常不耐煩，一打電話就不接了。我自己也覺得沒啥辦法。沮喪的情緒也會讓自己很內耗。
這一連串的事情，雖然是我自身的困惑，但我很自然地就會想到，其實很多家裡的第一代大學生，可能都會有類似的困惑大學。這方面的研究，國外有一些，國內確實關注得還比較少。博士期間，我很自然地就開始研究這個話題。
《助力弟弟妹妹上大學：中國家庭第一代大學生代內教育幫扶研究》
作者:田傑
版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25年9月
新京報：你覺得這個幫扶的經歷，對你後來的性格有什麼具體的影響？你提到留守的經歷，它會對你幫扶的行為有什麼具體的影響嗎？並不是所有的第一代大學生都有過這種經歷大學。
田傑：我的幫扶經歷，充滿了內心的矛盾、痛苦、掙扎，但也有姐姐和弟弟之間深厚的手足之情大學。做這個研究，我訪談了很多有相似經歷的同學，我在傾聽他們的傾訴，也在被他們安慰。但其實，直到做完這個研究，我都不認為我完全和過去的那種糾結達成了和解。去年暑假的時候，我一邊急著趕工一篇很重要的論文，一邊還去帶我弟弟的小孩，給他輔導作業，還是會有煩惱。對很多農村出身的第一代大學生來說，這可能是很長久的自我課題。
很多農村多子女家庭的孩子都有留守的經歷，日後成為第一代大學生的，往往也是當時家裡“看家管事兒”的，責任感會更強烈，父母不在身邊，不管自己實際上能不能，意識上都覺得自己要撐起家大學。如果是父母一直都在身邊，父母管得比較多，可能這些第一代大學生不一定會有那麼強的幫扶弟弟妹妹的意識，和弟弟妹妹之間的邊界也許會更清晰一點，更會認同彼此是獨立的個體。
苦樂交織的“懂事”
新京報：你提到過一個細節：起初你大學考進了自己極為不擅長的專業，學業很不順利，這反過來給你幫扶弟弟帶來了更大的壓力大學。可以展開談談這種學業和幫扶壓力的交織嗎？
田傑：我是河南的高考考生，當時我們的聽力分數不被計入外語總分，再加上我是農村出來的學生，大學之前我基本上就是學的“啞巴英語”，只會書面，口語和聽力很差大學。但很不幸，我恰好被調劑到英語專業，讀起來非常非常吃力。可能因為從小帶我弟弟，加上留守的經歷，我性格上是一個很要強的人，就覺得自己的學業不能這樣，想往自己擅長的方向轉專業。但通常轉專業對成績的要求又很高，這就成了一個死結。所以我基本上除了週六週日出去做家教、偶爾打打工之外，我絕大多數時間都用來學習，拼命去補短板，但卻感覺怎麼也補不上。
當時就是有一個念頭，希望能讀出一個好結果，回報家庭，爸爸媽媽能不必那麼辛苦大學。當然，還有一個與之緊密相關的：希望能給我的弟弟做一個表率，讓他也能學著獨當一面,扛起更多家庭的責任，不要沉迷於遊戲。但回想起來，當時我的學業情況讓我的壓力本身就很大，在這種情況下，這份為弟弟做表率的責任心，其實給了我更大的壓力。這個過程，甚至可以稱之為一種“情感勞動”，很消耗人。尤其是，我也是比較感性、比較“軸”的人，越是覺得他聽不進我的話，有時候越是要去做。
疫情期間，我和我弟因為都在家裡，就因為遊戲的事情大吵過一架，那次之後他確實是改觀了很多大學。我後來回想，我很努力地去勸導他，好像並沒有對他能改抱特別大的希望（笑）。但即使他不改，我覺得我可能還是會一遍遍地去帶他。這段經歷，首先是讓我的責任感變得非常強，無論是對家庭，還是現在做老師，對待我的學生、我的工作，大多數時候就是一個很純粹的念頭，做什麼事都要抱著做好的態度，努力去做，不管最後結果如何。再就是，要堅持去嘗試，一條路不通就換一條，就比如現在去投論文、帶著學生做課題，多試試，說不定哪條就靈了。當然最重要的，我覺得這段深刻的幫扶經歷，讓我確實成為了一個更細膩的人。現在年輕人喜歡提“情緒價值”，我覺得可能我算特別能給學生情緒價值的老師吧。有類似經歷的第一代大學生，其實確實眼裡也更有別人、更會關心別人一些。
電視劇《喬家的兒女》劇照大學。
新京報：你在書裡提到了請假陪考的莉莉的案例，應該來說，她作為長姐為弟弟付出的努力可能超過了我們很多人對第一代大學生應承擔責任的認知大學。她為何會如此堅定且有些“過度”地承擔“託舉者”的角色？
田傑：不同的性格，肯定對幫扶的行為、選擇有影響大學。像莉莉這樣特別感性的人，真的會有一種“飛蛾撲火”一樣的熱情去幫助自己的兄弟姐妹。我當時幫扶我弟其實也是，特點就是不怎麼計較後果，能不能幫成功。
莉莉當時確實跟我聊了很多，她和我以前也很像，也是很小就開始當家大學。她爸爸媽媽早上5點就出去賣瓜，很晚才會回家。她在家照顧弟弟妹妹的飲食，還會給他們洗衣服。這樣一個過程，讓她從小就樹立了一種“小大人”的意識，很自然地就把弟弟妹妹的事當成了自己的事。甚至很多時候，會攬過很多父母才應該承擔的責任，比如書裡提到，她大學時候請假去給弟弟陪考，這個責任的邊界確實對第一代大學生來說是彈性的。
關於這種從小樹立的“讓父母省心”、“小大人當家”的意識，我深有體會大學。我之前提到我大學時候幫弟弟還錢，雖然錢不多，但我當時就是很不想讓我爸媽知道，因為我下意識覺得，我爸媽知道這件事，會有心理負擔、會難過。我本能地就不想讓他們去看到這些事，寧可自己去解決。
新京報：你在探討這個案例的時候，也提到了一個在教育社會學中被討論的詞彙“懂事”，“懂事”的話語在第一代大學生代內幫扶的過程裡起著什麼作用？說實話，我身邊很多年輕人，很討厭被大人誇“懂事”，他們覺得這是一種隱形的“道德綁架”大學。
田傑：就我個人的話，我覺得誇我懂事，我會很開心（笑）大學。但我完全理解你說的這種情況。現在更年輕的00後、05後大學生，可能成長環境整體上也不同了，受到個體主義的文化影響比較深，會認為“懂事”是一種類似道德訓誡的話語，好像長輩隨時可以用“你不能不懂事”來要求自己承擔家庭的責任。有時候，它確實令人困擾。因為作為哥哥姐姐，好像懂事並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麼，他們只因為自己是老大，就天然揹負了責任和壓力。
但對我來說，我一直覺得它是一個褒義詞，它更多意味著一種成熟大學。在我理解，成熟不是單方面地為家裡付出，而是逐漸掌握好幫扶家庭和個人發展的一個平衡，既不是說做輿論裡說的“樊勝美”，也不是直接就“斷親”、和家裡一刀兩斷。雖然我承認，這個平衡，非常困難，但於情於理，我覺得像我們這樣的第一代大學生，一直都不會放棄去尋找這個平衡。
電視劇《大江大河》劇照大學。
作為第一代大學生大學，
哥哥和姐姐有什麼不同大學？
新京報：你的研究發現，教育幫扶給女性第一代大學生帶來的負面影響更大一些大學。可不可以展開具體談一談？
田傑：可能最直接的，就是大多數女生心思和情感還是更細膩，面對弟弟妹妹，有更多不忍，會想幫更多，也就由此有更多的煩惱大學。在幫扶不起效果的時候，會有更多的自我攻擊，容易受到傷害。除此之外，就我自己的調研感覺，中國家庭最傳統的培養方式也有比較大的影響。男生往往被教導就是“不拘小節”、大大咧咧，一時成績不好沒關係，不代表以後不好，不代表走別的路不好。對教育女生，就是覺得要求穩、保守，這隱含的要求就是“不要犯錯”。這種教育方式，在農村的多子女家庭還是廣泛存在的，所以女生在各個方面，可能都想得更多一些，也對自己更嚴苛。
我採訪的很多女生，讀大學時候看到自己弟弟沒考好，都覺得天要塌了，但好像她們的弟弟覺得沒啥事兒大學。我以前其實也是這樣。此外，可能女孩子也被從小更多地教導要去照顧他人的感受，自然長大了之後，也會關心別人的事情多一點。
新京報：除此之外大學，應該還有特別多影響因素，比如學生的專業（比如文科如今被認為不太掙錢、未來前景堪憂）、家庭經濟狀況（具體有多貧困）這些會如何影響第一代大學生的幫扶情況？
田傑：學科確實有影響，像你提到的，如果是一些不太掙錢的文科專業，未來的生存壓力，可能會讓第一代大學生們的幫扶壓力更大一些大學。但從我自己調研的情況來看，家裡的經濟狀況還是比較關鍵的影響因素。拿我自己來說，我家裡以前是屬於農村家庭中經濟條件不太好的。所以“往上讀，往上走”的意願和壓力——包括幫扶弟弟妹妹、讓他們也往上走、撐起家——的行動力都會比較強。
當然，經濟的困窘，會給這些第一代大學生帶來壓力，也有一些別的影響大學。美國的教育社會學者安妮特·拉魯就發現，經濟上的中產階級家庭，兄弟姐妹之間關係反而總體不是特別好，甚至有敵對的關係。反而是比較底層的家庭裡，兄弟姐妹關係相對親密，有更多的互幫互助。國內的文獻也有類似的發現，在中國農村的落後地區，也有很多“大學生成窩”的現象，就是農村多子女家庭出了大學生之後，會出一家子大學生。有時候不一定是第一代大學生親身的幫扶行為，可能單純這個大學生的存在、她/他的奮鬥故事，都會起到一個表率作用。所以相對來說，經濟情況比較寬裕的多子女家庭的第一代大學生，可能不會像經濟比較困難家庭的第一代大學生那麼地視兄弟姐妹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更會認為學習是每個人自己的事情。
電視劇《大江大河》劇照大學。
“優績主義”下的第一代大學生
新京報：你的研究提出了一個發現：如果第一代大學生在幫扶弟妹的過程中遭遇挫折，常常會將其歸咎於自身“沒用”，因為他們更篤信“努力可以改變一切”大學。而這種自我攻擊，最終會導致一種自我汙名化的再生產：即讓“第一代大學生”這個身份在同伴中更成為“弱勢”、“能力不足”的標籤。諸多學者都關注到目前高校中瀰漫的“優績主義”理念，在這樣的氛圍裡，這種自我歸責會對第一代大學生帶來哪些額外的負擔？
田傑：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討論大學。如今大學裡流行的優績主義理念，確實容易進一步強化第一代大學生的心理負擔。我訪談過程中其實也發現，雖然他們沒有用優績主義這個詞（可能當時還沒那麼流行），但你能很明顯感覺到，“幫扶不力”這件事，本來確實就有個體和結構的雙重因素在。但這些學生，和我當時一樣，並沒辦法去區分這個界限，覺得就是自己一個人在揹負別人的人生。尤其是某些特定專業，比如我訪談的很多師範專業的女生，本來就是讀的定向的免費師範生，以後是要去教別人，結果自己的弟弟妹妹都教不好，再加上這種自我歸責，形成的打擊甚至構成對自身職業認同的衝擊。
新京報：你還發現，這種幫扶不力之後的挫敗感，甚至會讓第一代大學生形成某種身份恥感，進而進一步強化這種弱勢身份的認同大學。這種恥感是什麼？你覺得形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麼？
田傑：我在訪談的過程裡發現，其實他們都很樂意去和我聊、吐槽自己和弟弟妹妹們“相愛相殺”的故事，但平時，他們不會輕易跟別人去講大學。除了覺得這是自家的私事之外，這也是一種“自我歸責”的體現，不論是長期形成的獨立和“懂事”意識也好，還是不想給別人添麻煩的想法也好，他們會覺得這完全應該是自己的事。
中國傳統家庭教育傳遞的一些觀念，也有很大影響，比如我從小就養成的一個意識是“報喜不報憂”，比較喜歡跟人分享成功的、好事、開心事，至於說挫敗、脆弱等，覺得難以啟齒大學。另外就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這句話本身沒問題，但很多時候我們的理解就是：每個人的家庭情況都不一樣，你跟人分享完之後，能解決嗎？不能解決，那就別分享了。
這直接導致了很多第一代大學生遇到的這些情感壓力，對老師和同學是隱形的，情感支援相當匱乏大學。我寫了這本書之後，不覺得自己能給第一代大學生們什麼系統的指導手冊，但我想，如果你是家裡的第一代大學生，邁出社交的第一步，主動尋找同類，相互傾訴和安慰，是非常重要的。
電視劇《大江大河》劇照大學。
再思底層家庭的“文化資本”
新京報：你研究的一個結論是，布林迪厄意義上的文化資本，不僅在代際間傳遞，也在代際內傳遞大學。第一代大學生在代內傳遞文化資本的同時，自身也在積累文化資本。但是，這個幫扶的過程如您所說，是“喜憂參半”的。這種透過幫扶在兄弟姐妹代際內傳遞的“資本”具體是什麼？是否可以被稱作“資本”？（比如有學者提出過“底層文化資本”的概念，也引起過很多討論）。
田傑：關於文化資本，其實布林迪厄自己可能也沒有給出特別明晰的定義大學。與之相關的概念，如今也持續在引發爭論。我自己透過研究，會認為農村第一代大學生的幫扶行為，確實有讓一些能被稱得上文化資本的東西在代內傳遞。道德品質、學業生涯規劃的指導、責任心的表率，這些對弟弟妹妹的影響，都是切實存在的。甚至，在傳遞這種文化資本的過程裡，第一代大學生也在辛苦和負擔中，收穫著一些文化資本。比如我自己的性格、能力，都被這個過程塑造，某種程度上，這也可以說是文化資本的一種再生產。但這種傳遞過程，確實也給第一代大學生帶來切實的壓力和困擾，甚至如我們前面討論的，這種傳遞過程本身也不都是溫情脈脈的。我們不能簡化地去定性第一代大學生幫扶的過程，更多地是要全面地看待這個過程如何塑造了第一代大學生以及他們的家庭成員。
新京報：弟弟妹妹不配合，乃至牴觸或者反抗，是令第一代大學生極為痛苦的事大學。不過，事情可能也有另外一面，比如，兄弟姐妹可能自身擅長的方面不同，所以不一定都選提高學歷這條路，可能出去自己打拼。甚至日後，當年叛逆、沒讀書的弟弟妹妹“混”得比讀了書的哥哥姐姐更有出息。這些情況會對第一代大學生的幫扶行為及家庭氛圍產生什麼影響？
田傑：如今，社會的出路肯定是更多元了大學。弟弟妹妹確實不一定都會走上第一代大學生們讀書的路，即使他們不是“讀書的料”，可能未必“混得”不如哥哥姐姐。“讀書無用論”，確實也會被一些家庭裡的父母提起。但總體上，尤其對於比較貧苦的家庭來說，讀書還是相對穩妥和踏實的一條路。而且從我訪談的情況來說，中國的父母還是非常重視教育的。尤其農村多子女家庭的父母，往往有一個非常執著的信念，就是腦力勞動一定還是要比體力勞動“不吃苦”一點。
像我訪談的一些學生的父母，雖然也會調侃他們這些第一代大學生讀出來工資也不高，但“坐辦公室”總是要好一點大學。像我們這樣的家庭，父母大多是體力勞動者出身，曾經辛苦的經歷，會讓他們本能地這麼想。像我爸媽，完全不懂我的工作，還總是不解地問我，每週好像也沒幾節課呀，為什麼這麼忙？我解釋說因為有寫不完的論文，他們就說，唉，好歹是在辦公室裡，有空調吹，冬天不會冷，夏天不會熱（笑）。
電視劇《喬家的兒女》劇照大學。
在“家本位”與個體主義之間
新京報：你試圖討論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現代個體本位價值觀和中國傳統家文化價值觀的衝突，第一代大學生在這兩者之間撕扯大學。如今，個體本位價值觀的影響更大了。社交媒體上流行的觀念也是“放下助人情結，尊重他人命運”。第一代大學生往往需要處理一個邊界問題，即幫到哪裡合適？在你的調研裡，有哪些協調這個邊界協調的很成功的案例？
田傑：我在訪談的過程當中，也發現了一個很普遍存在的現象大學。很多第一代大學生，其實在弟妹和父母之間充當一種潤滑劑的作用，緩解了弟妹和父母之間的衝突。比如我訪談的一個我自己的師妹，當時她報志願就想報文科，父母堅決不讓，覺得文科不掙錢、沒前途，而且她理科成績又不錯。但我師妹就非常有主見，兩方僵持不下。後來是她讀大學的姐姐出面，因為父母很信任姐姐，很快就被說服了。我師妹因此能選到自己想選的專業，至今都還是很感謝她姐姐。
現在可能受到整體社會輿論氛圍的影響，談到原生家庭，大家容易走極端，覺得自己讀出來之後，和家庭的溝通是要爭一個我對你錯大學。其實，從我看到的很多第一代大學生和父母溝通的案例來看，還是有很多不直接衝突的溝通方法的，這種方法，確實各家不同，不好總結，但我們還是應該儘可能去尋求一個折中的解法。
新京報：你的研究相對來說集中在第一代大學生在校期間大學。不過，在如今這個越來越“卷”的社會里，許多畢業後會面臨的壓力都前置了。比如，留在一線城市的買房、婚育壓力。這些壓力同樣勾連著原生家庭的議題。許多學者研究發現，“門當戶對”的婚姻觀正在回潮。相對來說，第一代大學生在這些方面，似乎都顯得更弱勢。你覺得這些新的社會現實的變化，會怎樣影響他們？
田傑：家庭對第一代大學生來說，確實可能是一個一生的命題大學。我有時候覺得，對中國的學生來說，都是如此，因為我們的文化裡，家，依然非常重要。就像你說的，現在社會在類似婚戀這些問題上，好像更講“門當戶對”了，這些壓力都會傳導到大學裡。出身農村的第一代大學生，好像身兼多種劣勢。我想，我的研究，包括我們剛剛的交流，一方面，讓大家看到了很多壓力和痛苦確實存在，另一方面，多少也能破除一些大家對這些“劣勢”的刻板印象。幫扶的過程苦樂交織，有犧牲當然也有收穫。最重要的是，我們大多數人在實然上，並不能和家分割。我們作為個體，身上的很多烙印，都是被家庭關係、被手足之情塑造，完全分割之後，我們的生活狀態也不一定會更好。
我和我愛人剛剛在一起的時候，他其實就清楚我家裡的情況大學。我們經歷了八年愛情長跑，我幫扶我弟弟的事情，他都知道。但他很清楚，我慢慢在拿捏這個平衡，不是一味去付出，到後面，他甚至也會幫我出謀劃策，幫我想辦法。第一代大學生的幫扶，有時候確實會延伸到學生生涯之後，這些可能都需要我們自己去掂量掂量，然後保持和身邊人的開放和溝通。我在書最後寫，希望學校、家庭、社會都更多地關心第一代大學生面臨的煩惱。但最後，如何在個人發展和家庭的互幫互助之間，把握好具體的平衡，還是具體到每個人需要去探索的實踐智慧。
